作者简介

徐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19世纪俄国文学。代表著作《雾里看花：契诃夫文本世界的多重意义探析》。

引语

契诃夫年前往西伯利亚的旅行既是个人创作危机驱动的结果，也是俄国知识分子意图在科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将西伯利亚作为一种概念纳入俄罗斯总体文化的实践。作为受过欧洲自然科学教育的俄国旅行者，契诃夫倡导用科学的方法为解决西伯利亚的社会问题积累数据和经验。在契诃夫记述西伯利亚旅行的系列特写中，“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对立的空间模型贯穿始终。他特意疏漏和压缩了“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而以俄罗斯欧洲部分为标准确立了西伯利亚空间的“反常”特征，即寒冷与野蛮。旅途中，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对西伯利亚的妇女和邮差做了前后矛盾的评价，导致作为整体的系列特写出现文本裂隙，其原因在于叙事主人公经历了更始仪式的个性转变，以新的眼光看待“西伯利亚－俄罗斯”的空间对立，并且对俄国人征服和开发异域空间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求。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年第2期

年春，伏尔加河、卡马河和西伯利亚诸河流陆续解冻通航，4月15日，圣彼得堡的《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报社签署了一份证书：“该证书持有者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以《新时报》记者身份被派往俄国各地和国外。”4月21日，契诃夫带着这份证书与家人告别，踏上了横贯西伯利亚的俄里的漫长行程，于7月11日抵达萨哈林岛（库页岛）。他在岛上停留三个月零二天，走访各个居民点，开展紧张的人口调查工作，10月13日才离开该岛。在西伯利亚旅行途中，契诃夫为《新时报》撰写系列旅途特写《寄自西伯利亚》（ИзСибири），分别从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寄回俄国，从6月到8月在《新时报》连载。这些特写一发表便引起了俄国社会尤其是西伯利亚知识阶层的浓厚兴趣；虽然文中对当地落后现象的揭露触痛了部分西伯利亚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但契诃夫这些特写之中的批评文字仍被西伯利亚当地报纸节选、重印，并且得到了那些试图揭示西伯利亚真相者的赞赏：“契诃夫的描写绝对不可以用多愁善感来指责，也不可以用任何一种倾向性来指责。他只是在讲述他本人的所见和所闻，而且主要讲的是他本人所理解的东西。”

虽然旅行的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但一贯喜爱用戏谑方式隐藏内心的契诃夫似乎又有意无意地在一些表述中贬抑自己的西伯利亚旅行书写在政治、科学和文学上的抱负：“我这次到那儿去，深信我这趟旅行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科学都不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在这方面我既缺乏知识，又缺乏时间，更缺乏雄心。我并没有洪堡那样的计划，甚至也没有凯南那样的计划。”他对友人说：“请您千万不要对我的萨哈林岛之行寄托文学上的希望。我去那儿不是为了观察，也不是为了积累印象，而只不过是为了照一种不同于我生活到现在的方式生活半年而已。”（《契》15:33）他在笔记本里也注明不将这组特写收入生前出版的文集。根据这些材料，俄国主流学术界一般很少重视《寄自西伯利亚》的文学和政论价值，而是将其归入私人书信的范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科学院集体编撰的权威学术版《契诃夫全集》的注释者断言：“契诃夫并不认为西伯利亚特写有什么重要意义。更有可能的是，他把它们看作私人书信的替代品。”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契诃夫在写作这一系列特写时“像写私人信件一样，无拘无束，信笔写来”。

契诃夫（-）

一

西伯利亚之旅的科学抱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既是契诃夫在文坛功成名就之际，也是他的写作进退维谷之时。彼时他刚近而立之年，不仅已发表了四百多个短篇小说和短剧，而且还在得心应手的幽默短篇体裁之外开拓空间，创作出为“大杂志”青睐的“大东西”（《契》14:）；但年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和戏剧《树精》的写作过程预示着契诃夫原来储备的题材已然挖掘殆尽。与此同时，随着契诃夫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崭露头角，批评界对他的攻击也日益频繁。十九世纪末“萧条时代”思想界的教父、自由主义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因以契诃夫为代表的“子辈”们“未老先衰”而痛心疾首，随后“缺乏理想、信仰、原则、世界观”、“对社会政治问题冷漠”这类指责纷至沓来。批评的声音与创作的危机交织，促成了到年契诃夫在南方大草原的壮游：故乡塔甘罗格、新切尔卡斯克、罗斯托夫、兹维列沃、圣山、顿涅茨山、乌克兰（即契诃夫戏称的“果戈理的国土”［《契》14:］）、高加索、克里米亚……契诃夫通过游历试图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新的起点，而这番漫游为后来的西伯利亚之旅树立了意义重大的地理参照。他甚至制定了更新的旅行计划：去日本、中国、科伦坡、塞得港、君士坦丁堡、敖德萨，像冈察洛夫一样环球航行。但正如普列谢耶夫所说，契诃夫“最想去的不是国外，而是俄国的某个边区或者东方”，在那里，他指望能够克服精神危机，寻找新的创作动力和个人生活的突破。在私人书信里，契诃夫把去往东方的旅行与寻找“真理和不可违背的规律”和“道路”联系起来，渴望在旅程中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契》15:33），从而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须知在俄国的广阔空间中“确定方向”，对契诃夫而言绝对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详见《契》14:）。

《东鞑纪行》中文版，日本间宫林藏（原名伦宗）著，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契诃夫的西伯利亚之行有着一个全球史语境。美国学者普拉特分析欧洲旅行者的非洲和美洲的旅行书写时，就这类文本的叙事策略写道：大航海时代之后，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兴起了探查大陆深处的科学探险事业，促使整个欧洲的知识和商业精英组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盟。正如基督教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皈依工作一样，满怀启蒙热忱的西方科学家和探险家们也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自然编码行动，野心勃勃地对全球的生命形态进行认知和分类，试图为一切物种定位并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统一的秩序和知识系统。以全球自然为认识和系统化对象的西方博物学，并非如同那些知识英雄自以为的那样“纯洁无辜”，似乎与军事征服和商业扩张毫无关系，它实际上是“详细阐述一种合理化、抽取、分离的理解，从而遮掩人、植物、动物之间功能和经验方面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博物学描绘出某种全球霸权，尤其是一种以拥有土地和资源而非控制路径为基础的霸权”（《帝》：49）。

俄国的启蒙运动来自西方。十九世纪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俄国思想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知识分子坚信理性、教育、进步、技术能解决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观念渗透进大众意识，植物学、动物学、人种学、考古学、地质学等在欧洲迅猛发展，达尔文、勒南、斯宾塞、巴克尔、洪堡等知识名流广受推崇，这一切都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人的思想视野和行动规模。年10月7日俄国地理学会（Русское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общество）在圣彼得堡成立，与年在巴黎成立的巴黎地理学会、年在柏林成立的德国地理学会、年在伦敦成立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并列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地理学会之一。俄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日耳曼裔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米登多夫（АлександрФонМиддендорф）就是西伯利亚开发的热心参与者，在学会成立前也刚刚完成圣彼得堡科学院委托的西伯利亚北方考察（-），从雅库茨克经由北阿穆尔河流域到达鄂霍次克海沿岸，然后到伊尔库茨克，于年返回圣彼得堡。至年，米登多夫用德语撰写了四卷本《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游记》并在圣彼得堡出版，年该著开始陆续推出俄文译本，到年最终完成了俄译全书的出版。这套书得到了俄国最高层的多次奖赏和重视，年获得俄国动物学家最高奖——贝尔金奖。米登多夫在书中毫不掩饰“欧洲文明对于西伯利亚‘野蛮人＇的优势”，叙述的核心动机是俄国人作为“文化承担者”，作为处在文明阶梯高处的人，应当担负起对西伯利亚当地居民的引导和批评的责任，也有权力征服这个野蛮国度并开采它的资源。此外，米登多夫还多次在首都各种正式会议和沙龙里做有关西伯利亚探险的演讲，激发了俄国公众对西伯利亚的兴趣。

俄国的西伯利亚移民

到契诃夫前往西伯利亚旅行的时代，西伯利亚移民和苦役问题已经成为俄国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针对西伯利亚官员的专横霸道、流放犯和苦役犯的悲惨地位、政权对西伯利亚的肆意剥削，俄国出版物尤其是西伯利亚本地报刊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伯利亚》（Сибирь）和《西伯利亚报》（Сибирскаягазета）这两份报纸因言辞过于激烈而被强制停刊。西伯利亚最具威望的政论－文艺杂志《东方瞻评》（Восточноеобозрение，主编亚德林采夫因地方分立主义思想而名动全俄）在年2、4、5、6月连续刊登揭发当地警察和行政机关的材料，数次被当局警告。

契诃夫在踏上旅途之前，曾注意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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